《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正因为诗歌体现了人的情志与心绪，展现了民众的喜怒哀乐，所以立法者对诗歌传统的借鉴，是法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要路径。事实上，从法本身来看，对民众情感的尊重和引导，是法律功能的重要部分。就现代文学史来看，《诗经》不过是一诗歌总集，但从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诗经》作为华夏经典对中华法系的精神内核无疑具有塑造、维系和延展作用。就汉代诗学来看，有韩诗、鲁诗、齐诗、毛诗四家，而完整流传至今只有毛诗一家。本文以毛诗义理为经，西汉历史事件为维，进而试图在经纬交织处探寻《诗经》中的法义。

仁民爱物与刑制改革

孟子指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宋孙奭：《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页）《左传》以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杨伯俊：《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876页）执政者应当从爱惜子女到爱惜百姓，从爱惜百姓再到爱惜万物，这是中华文化以“仁”为核心的差序格局的应有之义。民本思想是中华传统法文化的精华之一，《诗经》作为华夏原典，亦有不少表达，其中有一篇为《泂酌》，其中有一条为：“恺弟君子，民之父母”（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4页），其中“恺”是和乐的意思，“弟”是平易的意思。按唐人孔颖达看来，此句的原意是说，设祭祀的君子，即使采用流潦之水等薄陋之物有道德，上天依旧其有道德、为民父母而歆飨其祭品。（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4页）孔子在《礼记》中就曾指出：“恺以强教之，弟以说安之。”（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3页）由此可见，孔子认为“恺”和“弟”是两种施政之道，“恺”道以仁政教民众自强，为父之道；“弟”道以仁政教民众康安，为母之道。因此，从儒学的角度来看，只有结合“父之尊”“母之亲”两种教诲方式的优秀统治者才是真正的民之父母。（参见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4页）

从奴隶制五刑到封建制五刑的变革，是古代民本思想的重要贯彻，得益于《诗》教对人文精神的发扬。据《汉书·刑法志》，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受刑，皇帝诏令押往长安，其幼女缇萦，悲痛异常，随父到长安，上书文帝，表示愿意没为官婢，以赎父刑。汉文帝正是用“恺弟君子，民之父母”和《尚书》的象刑来论证废除肉刑的合法性，并指出：“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8页）汉承秦制，主要存在肉刑和劳役刑过重两大问题。肉刑作为一种较为原始的刑罚，毁人形体，罚过于责，有违刑罚中正之道。此外，就劳役刑来看，关于刑期虽有争议，但学术界主流认为秦朝的劳役往往为无期劳役，惩罚较重，不甚合理。（阎晓君：《秦法律文化新探》，西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0页）汉文帝受《诗经》启发，以仁爱理念重塑中华法系的刑罚系统，之后的汉景帝接续了这一事业，以行动诠释了“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宋孙奭：《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的真正内涵。

顺民性情与婚宴饮酒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王弼在注释《周易》时指出，“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古人以为，人之性为善，而情有善恶，所以，要以性制情。《毛诗序》更指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诗经》的十五国风、二雅、三颂道尽了民众的喜怒哀乐，以此讽喻君主应当要以民众的安乐为旨归。除此之外，立法者必须监督和调控快乐、痛苦与欲望这些情感，对某些行为予以谴责，另一些则给予赞扬。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培养民众合理的苦乐观、价值观，使得法律在保障权利的同时促使社会朝着德性之善前进。正因如此，法律的实行不应只有硬邦邦的条文，规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还应当加入劝谕的话，有哲人称之为“法律序曲”。（林志猛：《柏拉图，〈法义〉研究、翻译和笺注》第二卷《法义》译文，第85页）《伐木》一诗指出：“民之失德，干餱以愆。”（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1页）民众都会因为小小的干粮而陷入争斗，何况权贵。此句诗警示我们，小小的一口干粮，照顾不周就可能导致民众的纷争。因此在政治上，《左传》有公子宋食黿事件、华元享士事件带来的祸事，《汉书》有刘邦封羹颉侯之趣闻。因饮酒之类小事引起的民间纠纷，怕亦是不少，因此《小宛》有言：“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4页）儒者常以此教导百姓，若是人可自持中正之道，即使饮酒也能保持节制，就能够驯化和统领法律中的激情与血气，使礼法本身达到和谐。

对饮酒事项允许和限制的法律规范，反复于漫长的古代社会。在西周初年，周公鉴于殷商灭亡的经验教训，曾经明确告诉康叔：“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周，予其杀。”（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2页）汉初时律法也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汉班固：《汉书》，1962年版，第110页）古代社会之所以时有酒禁，灾荒频发是主要的原因。然而，若不区分场合、时间一味禁酒，既违反法制建设的运行规律，也有悖人情。汉宣帝曾经就作出指示说：“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诗》不云乎？‘民之失德，干餱以愆。’勿行苛政。”（汉班固：《汉书》，1962年版，第265页）针对汉代二千石官员在执行酒禁律法所带来的弊病，汉宣帝从《诗经》得到启发，以教化民众情性为目的，以儒家经义为依据，在古代良法善治的实践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风化天下与经义决狱

自董仲舒引用经义审理案件以来，引用《诗经》决狱已然成为汉代处理案件的重要原则、程序之一。汉时有疑狱，有某甲藏匿了有罪的养子乙，在有关部门不知道是否适用亲亲相隐的原则对甲赦罪时，《小宛》中“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4页）与《春秋公羊传》中“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若其不欲服罪然”（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相互印证。

现存三家诗并未留下对该句的解读（参见清王先谦：《诗三家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94页）可见，三家诗并未留下相关的记载，郑玄笺解毛诗时，以为此是劝谏统治者若不能治理万民，则能治者治之。（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4页）其实蜾蠃就是土蜂，将螟蛉带入巢穴养活不过是为了将其作为土蜂虫卵发育的食粮，而古人并无相关的生物学知识，误以为它们之间存在养育之恩，因此在古代义子又被称为“螟蛉子”。虽然对此残酷的自然现象，董仲舒以美丽的误会解读了诗句，但却得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仪礼·丧服》规定：“继母如母”，却并没有规定继子问题。董仲舒并未引申诗句本身的意思，而是以引申发挥来灵活解释经典，为养子和养父的容隐义务提供了法理性的依据。

在汉代，以儒家经义的基本原则处理疑难案件，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向，就逐渐成为古代社会德刑并用、礼法和合的必由之路。礼法与风俗的关系贯穿于不同的时代，现代社会既有“移风易俗”的做法，也有“公序良俗”的说法。诗歌是塑造良风美俗的重要手段，因此古人有“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箴言。（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就是华夏各地风俗的笔墨表达。整齐风俗之要，尤在官员，《小明》有言：“靖共尔位，正直是与”。（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3页）这句话是说，开明君主乐于寻求正直君子共同治理，因此为仕者应当乐天知命，修养德性。只有如此，才能以廉洁正直之风扭转颓废、荒堕之风俗。

风化天下的关键就在于，紧抓官员之公德以此成就社会之大德。汉宣帝时，其子淮阳宪王有过错，宣帝便以“靖共尔位，正直是与”来教育自己的儿子。《韩诗外传》对该句进行疏解时指出：“正直者顺道而行，顺理而言，公平无私，不为安肆志，不为危易行。”（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2012年版，第337页）这正是官之正风的鲜明写照。

儒者的仁义理念，既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又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达道”，这两种思想之和合又见于《诗经》中的《淇奥》中的“宽兮绰兮”（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与《泂酌》中的“民之父母”。当代立法理念中的法律父爱主义和“达道”有所关联。例如在刑法的视域中，受害者许诺重伤并不为法律所认可；在民法领域中，禁止与特定病患结婚；在行政法领域中，强制摩托车手戴头盔。以上此种实践可以完全可以借鉴《诗经》中仁民爱物、顺民性情与风化天下的思想。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从传统法文化汲取经验教训，本身就是中华法系的重要传统。以《诗经》为代表的华夏经典是中华法文化的瑰宝，值得我们回味、深思。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