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长期以来，我们都提倡拾金不昧的社会风尚。这一做法源远流长。《周礼·秋官司寇·朝士》规定了拾金（这里的金，是指当时的财物、奴隶等，非货币金银）不昧制度：“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举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凡士之治有期日，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国期，期内之治听，期外不听。”意思是，凡拾得财物、捕获逃亡的奴婢和牲畜，送交外朝，报告朝士，过了十天无人认领而加以没收，大物归公，小物归拾得者私人所有。《周礼》的这一规定承前启后，很有意义。

所谓承前，是指此前《尚书·费誓》记载：鲁侯伯禽受封于鲁国，徐、夷等部落不服从命令，相继作乱，鲁侯伯禽前往征讨，作《费誓》，说道：“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意思是，如果牛马走失了，男女奴仆逃跑了，你们不许离开队伍去追赶，拾到东西了，要恭敬送还原主，我会赏赐你们。如果你们擅自离开队伍去追赶，或者不归还原主，就要受到刑罚处置！与《尚书·费誓》这段话相比，《周礼》比它多规定了一项义务和权利。义务是拾得物要上交官府，权利是拾得物在官府放了十天之后还无人认领的，那么，大物就归官府所有，小物归拾得者私人所有。

所谓启后，是指《周礼》的这一规定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法家把拾得物归官府变成没有权利的纯粹的义务，汉代桓谭《新论》引述战国时期法家人物李悝《法经》说“拾遗者刖，曰为盗心焉”。秦国的《秦律》也规定了“拾遗者刖”，即不把拾得遗失物返还原主，要处以刖刑，这样规定的目的是防止民众有盗心。《唐律疏议·杂律》规定：“诸得阑遗物，满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论；赃重者，坐赃论。私物，坐赃论减二等。”意思是，凡拾得遗失的官物和其他财物的，满五天不送官府的，如果是官物的，各自以犯遗失官物罪论处；计赃论罪重于遗失官物罪的，以坐赃罪论处。如果是私人财产的，依坐赃罪减二等论处。对于河中的漂流物，唐代的立法者考虑到拾得人到河里打捞具有风险，因此，给予五分之二或五分之一的赏赐，若无人认领，则全部归拾得人所有。元朝的法律规定，凡私人遗失的牲畜，送交官府代管。如失主前来认领，官府则向失主征收喂养遗失牲畜的草料。《大明律》卷九“得遗失物”规定，凡拾得遗失之物，限五日内送官。官物还官，私物公示招人认领，一半给予拾得人作为奖励，一半还给失物人。如果三十日内无人认领，全给拾得人。如果不将拾得物及时送官府者，是官物的坐赃论处；是私人物件的减二等，其物一半入官，一半给失主。《大清律例》卷十四规定，拾得人五日限外不送官者，如系官物，坐赃论；罪止杖一百、徒三年，追物还官，如系私人之物，减坐赃二等，其物一半入官，一半给失主。若无失主，全入官府。

根据郑显文教授《中国古代关于拾得物之返还的法律规定》的研究，拾得人捡到遗失物后，将遗失物还给财产所有人，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如果知道失主的姓名、住址，就直接将拾得物返还失主；二是拾得人不知道失主的姓名、地址，就直接将拾得物送交官府，由官府公示后返还失主。西周时期掌管处理拾得物的官员是朝士。唐朝管理拾得物的机构是刑部下辖的司门郎中。在全国各地方，由所在的州、县、乡、里等基层官员负责公示，寻找失主。宋代负责处理遗失物的官员和机构，京师地区由刑部管辖的司门郎中负责，地方由县、乡、里等基层官吏负责。凡在城市内拾得遗失物，悬于城门外行人出入的地方，在地方城市及乡村拾得遗失物，由县、乡、里等基层官吏设立特定地点，招人认领。元朝中央设立的专门管理拾得遗失物的机构初期叫阑遗所，后来叫阑遗监。地方基层官吏里正负责收养阑遗人口和头匹。明清两代撤销了元朝的阑遗机构，但法律规定了拾得人捡到遗失物交给官府，寻找到失主后，则从官府处领取奖赏。中国古代法律不承认拾得人占有遗失物的权利，如果遗失物有人认领，就将拾得物返还失主。如果拾得物无人认领，经过一段时间公示后，拾得物归国家所有。如果拾得人隐匿拾得物而非法占有，则构成了非法侵占国家财产的犯罪。因此，古代法律对于拾得人不将遗失物送交官府公示的行为，在定罪量刑上比照贪污罪来处置。

大体而言，《周礼》及其后世关于拾得物的规定，注意到了拾得人既有上交官府的义务，也拥有一部分拾得物的权利。《周礼》规定拾得物过了十天无人认领而加以没收，大物归公，小物归拾得者私人所有。《唐律》对在河中捡到遗失物的行为人，考虑到他冒了风险，所以给予五分之二或五分之一的赏赐。明清时期的法律也认为拾得人可以拥有一部分拾得物。因此，中国古代的立法总体上兼顾了失物人、拾物人和保管者官府三者利益的平衡。

但也应指出的是，在以法家为指导思想的战国时期的魏国和秦国的立法，没有规定经官府公示而无人招领时，拾得人可以拥有部分小物件的所有权，反而严厉地规定了“拾遗者刖”，即不让人去拾，以造成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治安良好局面。这在整个古代属于一种例外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