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决狱——董仲舒

       “春秋决狱”是西汉时期董仲舒倡导的一种审判案件的裁决方式。凡是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的,司法官可以援引儒家经义作为裁判的依据,儒家经义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

  秦王朝一统六国之时,奉行法家思想,力推重刑主义,儒家思想在当时基本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自汉朝建立始,汉武帝吸取了秦亡的教训,摒弃法家思想,推行儒家思想。春秋决狱一开始是从难办案件入手,尤其是情理法冲突激烈的案件。据《汉书·艺文志》载,当时有董仲舒根据公羊学来决狱的案例16篇,名之曰《公羊董仲舒治狱》,可惜现已亡佚。董仲舒践行的春秋决狱之原理通过一例即可窥见:“甲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愚以为,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惕之心,扶杖而救之,罪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固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清]王谟:《汉魏遗书钞》辑董仲舒《春秋决事》)由“君子固(原)心,赦而不诛”所引出的就是董仲舒主张的“原心定罪”原理,也是春秋决狱的关键所在。即无论行为结果如何,只要其动机正当就可获得赦免宽宥,甚至不作为犯罪处理。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写道“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即春秋决狱须根据犯罪事实来探求罪犯的犯罪动机等主观心态。凡心术不正,故意为恶者,即使是犯罪未遂,也要加以处刑。尤其是对于共同犯罪中的首谋和组织领导者等首恶分子要从重处罚。相反,行为动机与目的合乎道德人情,即使违反法律,也可以减轻甚至免于处罚。“原心定罪”的实质是强调根据犯罪动机、目的、心态等主观方面来定罪量刑。董仲舒这种援引儒家经义作为裁判司法案件的方法对古代社会官吏审判案件起了指导作用,一般案件尤其是民事案件,基层官吏审判时往往按照动机以及儒家伦理道德来定罪量刑。

  此种处罚原则对中国古代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起到了重大作用,是法律儒家化在司法领域的显著体现。春秋决狱是在以儒家思想“删定律令”而不得的情况下,旁出别径以推进帝制法律儒家化进程的关键一步。春秋决狱后来发展成为引经决狱,进一步扩大了引用儒家经典裁判的范围,为引经注律和引经入律的法律儒家化奠定了基础。

  董仲舒断狱的例子还曾被汇编成十卷的《春秋决事比》,共收录232个以春秋之意来判决的典型案例作为判案的参考依据。这一司法裁判方式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让儒家思想在董仲舒老病退休后,依然能发挥作用,持续影响帝国高层的法家决策者。

  据《晋书·刑法志》称:“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董仲舒借用决狱之机,深入阐释了儒家经典的实用价值,对汉武帝时期司法裁判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再加上儒家宣扬的仁义和德政,为解救当时汉武帝因穷兵黩武而严重下降的支持率危机,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重塑价值。

  就此而言,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在理论和现实意义两方面为汉武帝重新确立统治权威,凝聚人心,重整帝国霸业提供了另一种可行的方案,并且描绘了光明的远景。春秋决狱使儒法合流自荀子以来第一次有了实现的可能,外儒内法的统治方略在汉武帝的继任者手中逐步成型,逐渐成为此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帝国运转的基本国策。

  历史上对于春秋决狱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不过,正是由于春秋决狱发展为引经注律和引经入律,才推动儒学经学化,促成了此后魏晋律学的发明和昌盛,造就了中华法律文明的灿烂与辉煌。(余向阳 陈淑)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杂志2022年3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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